汤尤杯前传:羽毛球外交

文 /房学峰   2016-06-04 02:09:58


文 /房学峰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里,发生过许多羽毛球故事,例如北京奥运会、林丹的婚礼等等。但最初的故事却是:当这所学校在1960年创办之际,它就和羽毛球运动有着不解之缘——1055名首批新生中,三分之一是“华侨生”,他们大都来自羽毛球的王国印度尼西亚。


尤伯夫人捐赠了女子团体冠军奖杯


当年参加汤杯赛的马来西亚队和丹麦队


当年夺得尤伯杯的日本队


当年汤姆斯杯的抽签仪式


印尼雅加达的塞纳扬体育馆内,印尼球迷为本队的胜利欢呼


1982年,中国队首次夺得汤姆斯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月,印尼和荷兰签订合约,走上了独立之路。这个新生国家面临的一大问题,是怎样处理大量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1955年,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中国从此不再承认双重国籍。

数以十万计的印尼华侨在选择了中国国籍后回到祖国,其中包括王文教、陈福寿、陈家琰、黄彬等第一代中国羽毛球国手,这四位选手后来包揽了第一届全运会的全部金牌。

中国羽毛球运动的现代史,就这样开始书写了。

一、非重点项目

近年来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在强调“举国体制”的年代,中国体育界不重视足球。这对国家体委或者国家体育总局来说有点儿冤枉,因为足球始终是我国体育主管部门眼里的“重点项目”,只不过到后来很多年,体育部门对于足球这个“重点项目”的重视,有点儿像是卫生部门对公共厕所的重视。

国家体委在上世纪60年代最初制定“缩短战线、确保重点、猛攻尖端”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时候,10个重点项目是田径、体操、游泳、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射击、举重和速度滑冰。

在那个年代,羽毛球的地位相当于一个“政策性项目”,由于王文教等人在印尼的时候就是其国内的羽毛球好手,因此羽毛球在中国和印尼国家关系中所占的分量,远远超过竞技体育的分量。

王文教、陈福寿回国后,作为中国羽毛球队的主将,在1956年和1957年和印尼队实现了互访比赛,与他们昔日的队友互有胜负,其中就包括印尼“七勇士”中的四位华裔选手陈友福(Tan Joe Hok,1937年出生)、杨金美(Njoo Kiem Bie,1927年出生)、陈景源(Tan King Gwan,1932年出生)和李保然(Lie Poo Djian),另外三位选手Ferry Sonneville(宋尼菲,1931年出生)、Eddy Yusuf(1931年)和Olich Solihin也都和中国选手有过多次交手。

不过,那时候印尼队的水平究竟如何,还没有得到国际比赛的检验——国际羽联在1934年成立之后,原本打算在1941年举办汤姆斯杯赛(George Alan Thomas,从1920年开始四次蝉联全英锦标赛男单金牌),由于二战的原因,直到1949年才举办了第一届比赛,前三届冠军都是马来亚队(当时还没有“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也就是说,当时的两国羽毛球交流纯属双边交往,两家还都是“无冕之王”。

1958年,“七勇士”组成的印度尼西亚队作为大洋洲的代表第一次参加汤姆斯杯赛,在决赛中以6比3战胜丹麦队,开始了印尼羽毛球的“王国”之路,其主要功臣当然是出任第一单打的陈友福和出任第一双打的杨金美/陈景源。

在1961年和1964年的汤杯夺冠战中,几位华裔选手都是绝对主力:1961年汤杯决赛,陈友福出任第一单打,并且搭档李保然出任第二双打,而杨金美和陈景源继续出任第一双打;1964年汤杯决赛,陈友福继续出任第一单打,陈景源继续出任第一双打,而夺冠的决定性一分则是第三单打翁振祥(Ang Tjin Siang)取得的。在那个年代,印尼之所以是“羽毛球王国”,是因为中国和印尼最顶尖的男子羽毛球选手,都来自同一个地方。

陈友福在1959年成为第一位获得全英锦标赛冠军的印尼选手,之后又在印尼队输给中国队之后担任教练,率领印尼队在1984年夺回了汤姆斯杯。

1964年夺取汤杯三连冠的时候,正是中国和印尼国家关系的蜜月期,中国国家体委特意给印尼体育部长发去贺电,“祝贺印度尼西亚队取得的巨大胜利”。

但这段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1965年印尼发生大规模排华事件之后,羽毛球也受到了波及。路透社特意发了一条电文《选择印尼国籍的华裔羽毛球选手改名》,他们的新名字是:陈友福改名为亨德拉•赞德拉内加拉,陈景源改名为达马万•萨普特拉,翁振祥改名为乌南•穆尔亚迪,梁海量改名为鲁迪•哈托诺•库尔尼亚万……

二、“还是做中国的皇帝更容易”

陈友福获得全英赛男单冠军之后,整整过了十年,印尼选手才再次赢得这项荣誉,他就是梁海量。如果要穿越时空、找到一位历史上唯一伟大的男子羽毛球运动员,很多人会认为梁海量是首选,其次才是林丹。

因此,虽然印尼队三次蝉联汤杯,但欧洲人并不觉得自己失去了在羽毛球舞台上的统治地位。尤其丹麦人,从1958年开始,科普斯(Erland Kops)在全英赛上获得了七次男单冠军和四次男双冠军,Finn Kobberø则七次获得男双冠军、八次获得混双冠军。

1965年10月13日到27日,中国羽毛球队访问丹麦。这是一次起初根本没有得到中国媒体关注的访问,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内媒体,是在代表团的成绩在欧洲引起轰动之后半个多月,才以转载外国媒体报道和代表团归国后进行“找补式采访”的方式进行了宣传,完全是一个谁也没想到的结果。

对于这次使中国羽毛球赢得“无冕之王”美誉的访欧比赛,爱好者都很了解,这里只抄录当时的国外报道数则——

“科普斯在对中国汤仙虎的比赛中显得软弱无力。很明显,汤仙虎在各项具体技巧中都是最好的。中国人令人信服地以十五比五赢了第一局,第二局科普斯在他作为羽毛球运动员生涯中第一次遭到了零比十五的失败。这两位选手的力量相差如此之大,以至如果科普斯在他最理想的竞技状态中对付中国人会有成功的希望,那也是大大令人惊讶的。比赛中,科普斯一次又一次地被调动到后场,然后汤仙虎打出吊球,这些吊球,科普斯除非是神仙才有可能去接。”——丹麦《民主报》。

“只要看一眼中国人在丹麦的访问比赛的成绩,就足以使那些对一个国家究竟有没有可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使自己学会第一流的羽毛球打法感到非常怀疑的专家相信,中国人至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中国人简直是打得太好了,不是我们能够相比的,而且我本人认为,欧洲是否还有单打选手能把他们打败,是非常令人怀疑的。他们的身体和球拍转动的惊人速度是我到现在为止在任何国家的选手中都没看到过的。不管你打出多么刁难的球来使你的中国对手退到球场的顶端去把它回出,你都可以看到,几乎在第二拍球还没有过网以前,他已经举起球拍准备好回击你吊的短球了。他们始终是进攻的,从不让对方有一刻喘息,并且尽可能快地决胜,而不是靠对手在不断地来回打以后最终出现的失误。”——英国羽毛球协会机关刊物《羽毛球公报》。

“在关于国际球类比赛的重大趋势的谈论中,凌驾于一切话题之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羽毛球强国的出现。羽毛球方面的行家曾经公开说,尽管中国人拿筷子、甚至拿乒乓球拍可能是得天独厚的,但是他们在许多年内还决不能把羽毛球拍挥舞出国际功勋来。但是现在居然入侵到丹麦和瑞典来了,这是一次直捣黄龙的挑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在丹麦和瑞典举行的比赛结果几乎等于是绝对的屠杀。每一场都是极为扣人心弦的,因此,只能把它们看作是羽毛球竞赛中从未遇到过的最盛大的划时代事件。”——国际羽联秘书谢勒。

“让我先说清,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我们不可能战胜他们的国家队。我觉得要想在羽毛球比赛中赢他们,那还是做中国的皇帝更容易。”——《政治报》刊登的某丹麦国手的文章。

这个“划时代事件”发生之后,羽毛球才在中国体育界具有了等同于“重点项目”的地位,“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现象,的确在历史上时有发生。

三、羽毛球外交

归国华侨对中国竞技体育做出的杰出贡献,是一个值得体育史学家好好研究、但始终没有好好研究过的命题,例如参加第一届全运会的华侨运动员,就至少有200人以上,其中包括游泳、举重、羽毛球等多个项目。因此上世纪60年代叱咤风云的第二代羽毛球国手,仍然是来自印尼的第二代侨胞,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秋霞……这众多的名字早已为爱好者耳熟能详,这里就不一一絮叨了。

上世纪70年代初,“乒乓外交”开启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但至少还有“羽毛球外交”可以载入史册。在改善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过程中,羽毛球发挥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的。

首先是马来西亚——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由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五国组成,与中国都没有外交关系。1972年11月,马来西亚羽毛球队到中国访问,队中的主将是刚在前一年赢得全英赛男双金牌的伍文美和古纳兰,以及获得过1966年全英赛男单金牌的陈弈芳。从1960年开始的二十多年里,这三位选手身上汇集着马来西亚羽毛球的全部荣誉,他们还曾经获得过1967年的汤姆斯杯,只不过那是一场没打完的、在汤杯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比赛。比赛是在雅加达举行的,前七盘是马来西亚四比三领先,第八盘双打比赛印尼队扳成平局后,由于现场秩序混乱,裁判终止了比赛,随后印尼队拒绝了国际羽联把之后的比赛安排到第三国打完的要求,马来西亚队遂夺回了阔别九年的汤姆斯杯。

马来西亚羽毛球队访华之后,马来西亚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

其次是泰国——1973年8月10日,法新社评论说“中国在它同日本和美国开展‘乒乓外交’取得成功之后,已经着手同泰国开展同样微妙的‘羽毛球外交’,泰国是亚洲最强烈反共的国家之一。”

泰国的羽毛球水平,一向在世界上处于一流和准一流之间。中国乒乓球队首访泰国之后,泰国决定派一支羽毛球队回访,泰国的乒乓球实在太弱,而羽毛球则自认为尚可。“乒羽一家亲”之后,中泰关系飞速升温,不久后建立了外交关系。

然后是菲律宾——只不过由于羽毛球水平所限,中菲关系改善的起点是“篮球外交”。1974年3月,邓小平在北京观看了菲律宾队和中国队的篮球比赛,法新社为此评论说:“邓的出席表明中国强调了它很重视与菲律宾的‘篮球外交’,这件事是继去年同泰国进行的‘羽毛球外交’之后发生的。”

东盟五国中的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都没有在上世纪70年代与中国建交,但这两个国家也都是“体育外交”的舞台和对象,其中关于羽毛球的交往又格外重要,此乃后话。

四、各为家国

1973年12月,在香港举行了一次有点儿滑稽的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其滑稽之处在于:每盘比赛只比两局,打平之后没有决胜局。科普斯在自己运动生涯的晚期,再次遭到了中国选手的完虐,这一回,是侯加昌和方凯祥。

昔日的汤杯三连冠功臣宋尼菲,如今已经担任了国际羽联的第九任主席,他在没有事先宣布的情况下,先是悄悄地观看了这次邀请赛,然后参加了赛后的晚宴,并且一边表示对中国的欢迎,一边表示“国际羽联的规章不允许我们开除台湾”。

面对宋尼菲,所有记者还都问他这样一个问题:汤仙虎和梁海量谁更强?他俩什么时候能交手?

宋尼菲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印尼政府还没有做出和中国改善关系的决定。

不久之后,转机出现了。1974年3月,印尼政府批准印尼羽毛球队和中国队进行比赛,但要求比赛是在一个中立国家进行。半个月之后,宋尼菲代表国际羽联宣布:不反对中国运动员参加比赛,如果是表演赛的话。

国际羽毛球界欣喜地期待着汤仙虎和梁海量在这年5月的曼谷邀请赛上交手,但大家都失望了。法新社5月8日从香港报道——

“谁是真正的世界羽毛球冠军?这个问题在即将到来的曼谷羽毛球赛上仍将得不到解答,因为七届全英冠军梁海量将不与他的中国敌手相遇。几天前,印尼宣布梁海量不参加5月19日前往曼谷的印尼代表队,对所有的羽毛球迷说来是很大的失望。因为哈托诺与中国的两位最佳选手侯加昌、汤仙虎之间的较量,将是羽毛球历史上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台湾是国际羽联会员而一直呆在国际羽联外面,因此从来没得到机会正式证实它的运动员的技术。但是它与许多来访队的友好比赛清楚地显示了它在羽毛球方面的至上地位。梁海量一度承认,他在打败侯加昌、汤仙虎之前不能称自己是世界冠军。”

在这次邀请赛的最后一天,汤仙虎轻松击败了印尼选手宗宗,后者是印尼男单的三号主力,以双打著称,曾经六次赢得全英赛男双桂冠,也是印尼队在1973年、1976年、1979年赢得汤杯的绝对主力。

三个月之后在德黑兰亚运会上,中国队和印尼队进行了一场如路透社所言“史诗般的决战”,中国男女队双双以3比2战胜印尼队,只是很可惜,梁海量还是没有出现。

为中国女队在决胜盘锁定胜局的是梁秋霞,为中国男队锁定胜局的是方凯祥,而方凯祥击败的对手就是宗宗。这场比赛的第二局,宗宗曾经以17比14领先,最后被方凯祥以18比17逆转。

宗宗的中文名字叫梁春生,是梁秋霞的弟弟,姐弟两人各为家国。中国和印尼的羽毛球就是这样,有种浓得化不开的血缘关系。

1984年汤尤杯决赛阶段开始之前,印尼青年和体育部长特批梁秋霞回到印尼(印尼政府对在印尼出生、曾回过中国而现在希望返回印尼的华人有严格限制),执教于已经难以进入尤伯杯四强的印尼女队。上世纪90年代,以其门下的王莲香和张海丽为主力,印尼队两次夺取尤伯杯,王莲香还获得了1992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国王将汤杯颁发给冠军印尼队


夺得尤伯杯的中国女队


五、中国代表权

从德黑兰亚运会开始,中国加速了重返国际体坛的速度,但在进入国际羽联的时候却经历了三次波折——

第一次波折,是国际羽联和亚羽联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尖锐对立。

1975年的国际羽联伦敦全会上,就撤销对“台湾羽协”的承认、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进行表决,结果是四十九票赞成、二十五票反对,支持者占绝大多数。但按照国际羽联的章程,由于没有获得四分之三的多数票,这一提案未能通过。

在旁人看来,四分之三多数是否合理还是次要问题,关键是国际羽协奇怪的投票权规定:英国共有九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各三票,丹麦、印尼、泰国、日本等各有三票,美国、新加坡等各两票,其他各会员国只有一票,另外,会长、秘书、司库均各有一票,而这三人均是英国人,故此英国等于一国操持十二票。

面对这种规则,站在中国立场上的各个协会都感到愤怒和绝望。接纳了中国的亚羽联一再表示抗议,而国际羽联则一再呼吁它的亚洲会员不要出席有中国参加的比赛。矛盾中,印尼羽协主席苏迪曼辞去了亚羽联副主席的职务,印尼羽协正式向亚羽联递交声明:不再参加亚羽联的活动,以抗议其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

亚羽联在1975年还采取了一项措施,准备在来年3月举行一次亚洲邀请赛,并且将时间安排在全英赛同期,摆明了拆台之意。但效果寥寥、孤掌难鸣,对国际羽联的第一次抗争就这样“折”了。

第二次波折,是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反判”。

1976年的国际羽联大会,再次决定搁置中国代表权问题,激起了没有印尼支持的亚羽联的愤怒,亚羽联开始威胁要自立门户,创建新的羽毛球世界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羽联在1977年全会上以49票对32票通过了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但只过了不到一个月,伦敦高级法院做出裁决:国际羽联以简单多数而不是以其章程规定的四分之三多数表决开除了台湾,是违反了它自己章程的行为。

第三次波折,是世界羽联的成立及惨淡经营。对国际羽联的再次抗争夭折之后,霍英东在自己家里成立了世界羽联。其阵营可谓惨淡,中国的重要盟友有两家:一是泰国,二是当时羽毛球水平还不高的韩国。霍英东先生事后回忆说,为了使新成立的世界羽联拥有更多会员,他不得不去要求一些几乎从未开展过羽毛球运动的非洲国家参加该组织。正好当时一些非洲国家在南非问题上反对国际羽联,这才有了六七个非洲国家的加入。

1977年11月,世界羽联在泰国举行了第一届世界锦标赛,正在泰国访问的邓小平观看了决赛,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国外观看世界锦标赛级别的比赛,虽然就水平而言,比赛的内容乏善可陈。

六、按汤杯赛制

现在算起来,梁海量和侯加昌、汤仙虎的交手一共有四次机会,但每一次都由于复杂的原因被错过了。如果要为这一遗憾找出责任人的话,首先要怪当时的国际羽联。

1978年,世界羽联在北京举行了第三届亚洲邀请赛,印尼没有运动员参赛,但派出了两名官员,这是1965年的“930事件”使两国关系交恶之后,第一次有印尼人以准官方的身份踏上中国大陆。其中之一,就是后来因为“苏迪曼杯”而载入史册的印尼羽协主席苏迪曼。因此,那首李谷一赖以成名的《洁白的羽毛寄深情》,也包含着中国羽毛球界对印尼羽毛球界的复杂感情吧。

苏迪曼在出发之前表达了这种复杂的深情,他说:“作为国际羽联的成员,我们要遵守它的章程,但我们脱离不了在亚洲区域发生的事情。印尼政府和印尼全国体育委员会是亚洲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团结的信奉者,因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站在亚洲一边。”

就这样,苏迪曼成为了中国和印尼关系的破冰使者,堪称“羽毛球外交”的新篇章。

在这个时候,两个国际组织都认识到:为了让羽毛球成为奥运会项目,早日解决分歧是必要的。就像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对他们强调的,只有在有了一个统一的组织之后,这个项目才有可能得到奥林匹克的承认。现在看来,正是因为两个组织的多年对立,才使得羽毛球进入奥运会的时间比乒乓球晚,虽然它的国际影响甚至要大于乒乓球。

“名古屋决议”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以汤姆斯杯的赛制和印尼队进行比赛的机会,只是这时,汤仙虎和侯加昌已然垂垂老矣,梁海量也过了自己的巅峰时期。

1979年12月在香港、1980年2月在新加坡,两国男队进行了两场双边对抗赛。两个国家由于没有外交关系而选择在第三地进行体育比赛,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但中国和印尼关系的特殊性却在于,国家关系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国人民的血缘亲近造成的。

在这种背景下,羽毛球远远超越了体育竞技的意义,而成为国家文化的象征,并且还混合着意识形态、民族认同、历史渊源等多重其他因素。

两场比赛的结果,中国队分别以6比3和5比4取胜,其中的压轴戏是第二场比赛的最后一盘,韩健以2比1艰难战胜林水镜(他已经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赢得全英赛男单冠军,取代梁海量成为印尼羽毛球的头号男选手了),决胜局,韩健曾经一度以15比17落后。

但“按汤杯赛制”进行的比赛仍然不是真正的汤杯比赛,真正的改变还没有发生。

七、尤杯前传

本文虽说是“汤尤杯前传”,但不免“厚汤薄尤”,不得不如此,和“男尊女卑”无关。

关于中国参加尤伯杯之前的“史前史”,我认为以下三点是重要的——

第一,规律。

中国参加尤伯杯之前的九届比赛,美国赢得了前三届,日本则赢得了五届,还有一届是印尼夺冠。这提醒我们:任何一个体育发达国家,其发展进程大体都会经历一个从个体到群体、从业余到职业的过程。在美国体育发展的过程中,羽毛球和乒乓球一样,都是非常流行的体育项目,运动水平也很高,但随着职业体育的发展,有运动天赋的年轻人更多去选择从事职业体育项目,而不再从事非职业的运动,从而导致了其乒羽水平的下降,这是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第二,特点。

和其它隔网进行的球拍类运动相比,羽毛球的双打比赛观赏性更强、地位也相对更高,这是该运动的重要特点。这一特点在早年的尤伯杯赛制中尤其明显地反映出来:前八届尤杯比赛,都是四盘双打三盘单打,显然双打的地位更高。这个特点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如此:男双比赛大多是世界大赛的收官赛事,苏迪曼杯赛的双打场次多于单打,等等。

第三,明星。

前九届尤伯杯的明星,首推美国的达夫琳(Judy Devlin,1935年出生),她是美国获得三连冠的头号主力,这位老家在爱尔兰的羽毛球明星,在1953到1973年间,在全英赛上获得过十次单打冠军和七次双打冠军。

而日本的尤杯明星,当然就是三次捧杯的汤木博江了,她还获得过全英赛的四次单打冠军和一次双打冠军。

这里还包含着这样一个故事——

为了表示对中国羽协的支持,日本羽协抵制了1976年的全英赛,使得汤木博江无法实现女单三连冠。当时正是日本女子羽毛球水平最高的时期,对他们的这种行侠仗义,中国羽毛球界当略存感念之心……

1981年1月8日,台湾的羽毛球组织宣布改名为“中国台北羽毛球协会”,之后国际羽联和世界羽联合并为新的世界羽联,这样一来,中国将从1982年开始,正式成为羽毛球世界的一个骨干成员。这一时刻,中国羽毛球界等了几十年。

于是,1981年的全英赛和尤伯杯赛,就成为各国女子羽毛球选手在中国选手出现之前的“世纪末”赛事了。全英赛上,韩国的黄善爱获得女单冠军,这是韩国人开始在羽毛球世界里赢得荣誉的开始;尤伯杯赛上,日本队再次轻取印尼队。

第二年的全英赛女单比赛中,出现了三个11比0的悬殊比分:

李玲蔚胜丹麦的科彭11比0,后者是两届全英赛女单冠军,欧洲羽毛球的代表;

宋幼萍胜上届冠军黄善爱11比0,给刚萌生希望的韩国羽毛球以一记闷棍;

宋幼萍胜日本的北田顺子11比0,前一年获得尤伯杯赛冠军的日本队,只有这位选手进入了前十六名……

八、汤杯前奏

1982年5月中国队首夺汤杯,当然是爱好者津津乐道的一场比赛,不用我在这里细说,但觉得有必要补充两个细节:

第一个是关于“西德克式发球”。

马来西亚的西德克五兄弟,是羽毛球历史上绝对的传奇之一。他们发明的这种旋转发球,是孙志安和姚喜明为中国队锁定胜利的秘密武器。两个组织合并后,决定从1982年7月1日起禁用这种发球,而在汤杯决赛第八盘双方打成1比1之后,孙姚组合使用这种发球,在最后一局连得12分,打了对手一个15比1。

第二个是关于球拍。

中国队半决赛时击败了丹麦队,但那是一支没有弗罗斯特的丹麦队,他从4月1日起与卡尔顿公司签定了合同,但是他要求继续使用尤尼克斯球拍,因为他用这种球拍荣获了全英锦标赛冠军。假如弗罗斯特参赛的话,中国队进入决赛的道路会艰难很多。

在弗罗斯特赢得冠军的全英赛上,一开始中国队一路凯歌,单打前八名里有七位中国女选手和五位中国男选手,用当时法新社的话说:“全英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变成中国人的一次表演赛”。即使最后弗罗斯特打破了中国选手的垄断,这次比赛仍然被认为是证明了中国的强大。在这种局面下,全英赛五个项目都告失利的印尼队,不得不派遣梁海量参加汤杯比赛,没能和侯加昌汤仙虎交手的这位天皇巨星,终于出现在侯汤两位的学生面前,只是这个时候的印尼男队就像梁海量那样,其实力堪称“强弩之末”。

因此,1982年的全英赛,就成为中国羽毛球首次登上真正国际舞台的一次比赛,是这年汤姆斯杯赛的前奏。

在这次全英赛上,有一位中国男单选手在第二轮被米斯本•西德克淘汰。第二年,当他以第八号种子选手的身份卷土重来、再次参加男单比赛的时候,又在第一轮就惨遭淘汰。这两次比赛的结果证明:他是世界大赛上成绩最差的中国男子单打选手,同时也是全英赛历史上成绩最差的男单种子选手。

只是在单打比赛中的接连惨败,并不影响他后来成为一位优秀的双打选手和一位优秀的教练员——

这位选手的名字叫李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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